習書記不僅關心新聞事業，而且懂新聞。他說過，新聞學作為一門科學，與政治關系很密切。但不是說新聞可以等同于政治，不是說為了政治需要可以不要它的真實性，所以既要強調新聞工作的黨性，又不可忽視新聞工作自身的規律性。他喜歡和新聞記者聊時事、談看法，地委的各項工作會議活動，他都邀請各路記者去參加。他也從來不在記者面前擺官架子，而是真誠地和我們交朋友，還經常講：“你們新聞報道工作需要地委行署做什么，可以跟我說，我們全力支持！”

采訪對象：邢常葆，1955年10月生，福建羅源人。1983年起從事電視新聞工作，曾任寧德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調研員兼寧德電視臺臺長。2015年退休。

采訪組：邢臺長您好！我們來福建之前，就聽說習近平同志當年在寧德工作期間，和您接觸比較多。您還記得第一次見到他是什么印象嗎？

邢常葆：我是從1983年開始做電視新聞記者的。當時寧德還沒有電視臺，也沒有報社，我在地委下屬的電視宣傳中心站工作，相當于福建省電視臺寧德記者站，工作地點就在地委辦公樓里。當時整個寧德，做電視這一塊只有我一個人，9個縣也只有我這里有一臺設備，我自己拍、自己編、自己剪、自己配稿，定期給省臺送過去。

習書記1988年6月到寧德上任，一來就直接下鄉搞調研去了。我第一次見到他是一個多月之后，他到市直機關各單位走訪，和大家認識一下。那天我正在辦公室里編一個叫作《太姥情》的音樂片，想把工作幾年來積累的一些素材編輯成一部音樂片，借此宣傳一下閩東的好山好水。他走進我的辦公室和我打招呼，還看了我編的這個片子。他看完之后很高興，對我說：“閩東的山水很漂亮，以后你們要加大宣傳。”我覺得這位新來的地委書記既年輕，又親切，沒有大領導、大干部的那種距離感，很平易近人。

后來，因為我是寧德唯一的電視記者，所以他的會議活動都是我去跟訪，對他在寧德期間的工作情況比較了解。又因為習書記這個人非常隨和，喜歡和基層干部、和我們這些媒體記者交朋友，所以一來二去，我們就熟識起來了。

采訪組：請您講講當時寧德的基本情況。據您了解，習近平同志對這些情況有什么評價？

邢常葆：當時寧德的經濟狀況是比較落后的，總體的財政收入剛剛過億，縣財政大都在兩三千萬左右，一些大的縣，財政勉強夠發工資，小的縣可能會有40％到50％的缺口，像周寧縣、壽寧縣就更加入不敷出了。很多干部出差，過了一年半載，差旅費單據還揣在褲兜里面，就是因為單位拿不出錢來報銷。很多縣都如此，不是一個縣兩個縣的事情。

再就是路程遠。從寧德城關出發，沒有一個縣是可以兩個小時到達的，最近的福安縣也要兩個半小時。交通狀況差，沒有一條柏油路，都是土路，那時候要是下去出個半天差，眉毛、頭發、全身都是白灰和泥巴，恨不得到了那里就先洗個澡。

所以，習書記剛來的時候，我們寧德的干部也好、群眾也好，都對他期望值很高，畢竟窮怕了，我們想靠他的資源“抄近路”盡快致富。但是，寧德這種現狀，硬件軟件都跟不上，連最起碼的路都不通，能引進什么項目？習書記進行充分調研之后，提出要給寧德的期望值降火，要以“滴水穿石”的精神推進經濟發展。他首先肯定了閩東過去取得的成就。從歷史上看，葉飛同志曾在這里北上抗日打游擊，閩東人民幫助做了大量工作，有一次葉飛同志遇險，也是閩東的少數民族群眾把他救下來的。解放后閩東的貢獻也很大，比如古田溪水電站發的電就不是供應寧德本地，而是供應全省的。他說：“寧德具有革命老區人民的堅韌精神，讓我很感動。過去閩東人不是沒有做事情，也不是完全在等靠要。但閩東的現狀制約著我們，一下子就做成事情是不現實的。”他教育廣大干部不要有過高的期望值，要腳踏實地總結經驗，查找落后原因，實打實地做好基礎工作。

采訪組：您提到當年習近平同志在寧德出席的各項會議活動，您都跟訪，請您回憶一下他當年施政方面有哪些事情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邢常葆：我講幾個具體的事情吧。第一個就是1988年12月在霞浦開展的首次“地縣領導接待群眾來訪日”活動。習書記來寧德不久，就了解到這個地方交通情況不好，群眾要想到地委來反映情況，都要有大半天浪費在路上，事情辦不辦得成還難說。他就想出辦法：與其群眾跋山涉水上訪，不如我們干部直接下訪，幾個干部下去，總比那么多群眾上來要強一些。

那一天，習書記得了很重的感冒，一直在打噴嚏、流鼻涕，但還是毫不猶豫地出發到了霞浦。他親自坐鎮，接待群眾，一個一個了解情況，問得很詳細。

當時有一個小學老師，家里兩代人都在邊遠山村里教書，已經有十幾年了。他對習書記講：“我現在得了風濕性關節炎，還有其他一些毛病，在縣里住著不方便，書記能不能想辦法給我一個進城指標？”習書記了解情況后，覺得老人家很不容易，而且兩代人都奉獻給教育事業，于是就和縣里講，這位老人的事情要想辦法解決。這個事情就真的解決了。

后來，習書記提出了“四下基層”制度。各有關部門的規定動作是一年到基層去兩次，能當場解決的就把問題終結在基層，不能當場解決的就帶回來限時解決。他自己也以身作則親下基層，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如果上半年從山區走就從沿海回來，下半年就從沿海開始走，再從山區回來，一去好幾天，帶著市委行署班子成員、財政等部門負責人一起去，訪真貧、察實苦。遇到一些不能當場解決的問題，他就和涉及的幾個部門說好，哪天、哪個時間，幾個部門湊到一起，一次性現場辦公，老百姓辦事簡便多了。他說過：“‘硬’的我們缺少些條件，可以多講‘軟’的，比如簡化手續、改善服務質量，這些方面我們就很有一篇好文章可做。”

當然，他參加的其他一些下鄉活動就更多了。在他的帶領下，寧德干部深入基層已經成為一種傳統。

再一個就是關于林業建設。周寧縣有一個造林大戶，早些年率先搞多種經營，針對林木生長期較長的問題，在樹林間套種魔芋、馬鈴薯等作物，搞長中短結合，成效顯著。習書記到當地了解情況以后，非常高興，讓這個造林大戶直接到地區干部大會上作經驗介紹，讓大家都來學學他的創新精神。一時間，“農民給干部上課”在全省都留下美名。

習書記的大膽創新之處還不僅體現在此。有一次，時任省長王兆國同志來寧德調研，習書記向他匯報關于林業發展問題。當時造林大戶要想擴大規模，就要向銀行貸款，但沒有可以抵押的資產，政府雖然想幫助農戶，但又不能干涉銀行的貸款政策，十分發愁。習書記就向王兆國同志提出一個思路：“我們能不能用活立木貸款？老百姓種的這些樹雖然現在還沒長成，但再過二三十年，就是參天大樹，價值不菲，能不能就拿這個作為資產去貸款？”他講的這番話我記得很牢。最終這個方法到底有沒有采納，我不得而知，但我能深切感受到他那種迫切想為老百姓做點事情的心情，能深切感受到他為了閩東發展大膽開拓新路的勇氣和魄力。

第三個事情，是關于建數字基站。1989年夏天，郵電部準備在福建選址建機房，最初意向是建在南平，但也到寧德進行考察。習書記聽到這個消息，認為寧德經濟落后，通訊不能再落后了，一定要抓住這個機遇。于是他決定找郵電部的同志好好談一談。當時，郵電部的同志住在郵政招待所，習書記早上早早起來，也沒叫駕駛員，走路走了20多分鐘才到。他到的時候，郵電部的同志還沒起床，他也不急，就站在門口的操場上等。等到他們起來，洗漱完，出門一看，習書記已經等了那么久，非常感動，也非常佩服習書記的工作作風，所以在考察之初就對寧德留下很好印象。最終，經過多方努力，基站終于在寧德建成了。所以你看，我們寧德的區號是0593開頭，僅排在福州、廈門之后，這也一直被我們寧德人當成一種驕傲。

還有一點，就是他對修志工作的關注。1989年8月，全地區召開地方志工作會，我去做新聞報道，他講的很多話都令人印象深刻。他說：“你們做方志工作，很辛苦，一直兢兢業業、默默無聞地埋頭文海，搞學究。但是，你們做這些事情起碼還可以留下你們的芳名，是誰寫的就會留下誰的名字。你們看，我的秘書、我辦公室的工作人員，給我們這些領導起草報告或是講話，最后落款寫的都是我的名字，而不是他們的。從這個角度講，你們做這件事情應該更有動力。”他還說，修志是一件“非常‘得志’的事情”，希望修志人員“刻苦學習，頑強工作，真正進入角色，鉆進故紙堆，從浩瀚的檔案資料中挖掘珍寶”。在他之前，從來沒有哪一任領導像他這樣重視地方志工作，都覺得邊緣、覺得不重要，可他卻發現寧德有搞地方志的傳統，還主持專門工作會議并發表講話，對這項工作作出具體指導，確實非常了不起。

習書記在干部工作上也有獨到之處。他深刻認識到，閩東要發展，人才是決定因素。在他的影響下，閩東也確實出了一批優秀干部。他在位兩年期間調整的縣委班子成員，都稱得上是歷史上最精干的，工作上、作風上都很過硬。他用干部也很老到，既結合實際深思熟慮，又大膽起用新人，敢于做一些嘗試。有的干部“其貌不揚”，習書記提出“放到基層去試試看”，結果一干工作，風生水起，就是他看中了這個人的潛力，通過大膽使用、強壓擔子，讓人才迸發活力。他總說，當干部就要心正、氣正，不能一想到提拔就想哪里有好肉，先啃下來再說。

采訪組：您多年從事新聞工作，請您談談習近平同志對寧德的新聞工作提出過哪些發展思路、采取了哪些舉措？

邢常葆：習書記對閩東的新聞事業發展非常重視，強調新聞工作要把握時代脈搏，要認識到當前形勢所賦予我們的任務、職責。他提出要在閩東辦一份報紙，建一個電視臺。他讓我了解一下辦一個電視臺需要多少錢，我找了一位懂技術的領導詢問，電視采、編、播加上覆蓋，可能要300多萬元。對那時候的寧德來說，300多萬元是天文數字。習書記對我說：“還是先辦報紙，電視臺的事你也再問問，能不能走‘捷徑’，少花一點錢。”

就這樣，1989年11月，《閩東報》先辦起來了。其實寧德原來就有《閩東報》，“文化大革命”以后停刊了。習書記來了之后提出恢復，召集一些有經驗的同志，再從各縣臨時抽一些新聞報道骨干，再請《福建日報》資深的同志把關，這樣就把一個報社的架子搭起來了。當時的《閩東報》是小四開，還是個小報，習書記專門寫了一個復刊詞，當時在寧德引起很大反響。

寧德電視臺是1990年12月辦起來的，當時習書記已經調任福州市委書記。但他離開寧德之前特意開會，強調寧德電視臺一定要辦起來。他說：“閩東一定要加強對外宣傳，如果只躲在這個山溝溝里，有多好的東西別人都不知道，人家只知道我們窮，只知道我們基礎設施差，那還怎么引進項目？還怎么發展經濟？”當時因為經費困難，按照他提出的“走捷徑”的想法，我們只花了100多萬元，暫時不做信號覆蓋，節目做完了就送到寧德插轉臺，依靠福建省電視臺的力量，等他們的新聞播完，再插播我們寧德的節目，每次10分鐘左右。當時條件也很簡陋，只有兩三臺設備、五六個人，每周做一兩檔節目，插播一次。后來才慢慢做小覆蓋，再到現在，發展成為100多人的隊伍，也實現了9個縣區全覆蓋。我還記得1998年籌建電視臺大樓，2000年底習書記來寧德調研時得知我們資金缺口較大，專門批了150萬元給我們，幫我們解決了大問題。

習書記不僅關心新聞事業，而且懂新聞，對新聞工作者有很高的要求。他說過，新聞學作為一門科學，與政治關系很密切。但不是說新聞可以等同于政治，不是說為了政治需要可以不要它的真實性，所以既要強調新聞工作的黨性，又不可忽視新聞工作自身的規律性。那時候，他喜歡和新聞記者聊時事、談看法，地委的各項工作會議活動，他都邀請各路記者去參加。我們這里有一些老記者，有時候有抵觸情緒，因為當時新聞版面有限，有些活動參加了，也不一定能報道出來，大家比較為難。習書記打消了大家的顧慮。他說：“我叫大家來開會，不是一定要你搞報道，你們可以從這些會上了解到第一手資料，有的事可能剛剛有意向，剛剛起步，這時候你們不用報道，可以關注、追蹤，再過幾個月，‘火候’到了，來龍去脈你們都掌握了，相信就能寫出厚重的稿子來。”那時候，除了研究人事問題的常委會，其他各類會議他都破格讓記者參加，尤其是經濟發展方面的決策性會議，都對記者敞開大門，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從這一點看，習書記考慮問題著眼長遠，也有創新精神。記者們在他的鼓勵和調動下，都很積極地在會議活動中選題，也能沉下心來寫稿子，為閩東發展鼓與呼。他也從來不在記者面前擺官架子，不是說我是地委書記，你是記者，必須我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要你寫什么就寫什么。他真誠地和我們交朋友，還經常和我們講：“你們新聞報道工作需要地委行署做什么，可以跟我說，我們全力支持！”

采訪組：習近平同志對閩東文化事業發展做了哪些工作？

邢常葆：習書記慧眼識珠，發現閩東文化特色非常突出，應該宣傳和弘揚出來。他說，閩東具有紅土地文化、畬族文化，還有很多好的民俗民風，還有山海的旅游資源，風光很美。但當時財政經費有限，他覺得要加大宣傳，必須采取土洋結合的辦法。他提出制作一部名叫《山海的交響》的電視音樂片，背景素材采用我和其他同志之前拍的一些風光片，比如太姥風光、鴛鴦溪風光等。音樂部分由彭麗媛老師邀請音樂家和歌唱家來作曲、演唱，這就叫“土洋結合”。當時我們自己的制作水平很有限，還要動員省臺來參與制作。最后制作很成功，傳播也很廣泛，習書記很高興，說這比我們自己嘴巴講講強多了，外界一看閩東是這樣一塊風水寶地，都會對這里產生興趣。

采訪組：聽您這樣介紹，習近平同志對寧德各項事業發展確實傾注了巨大的心血。我們也想了解一下，日常生活中他給您留下怎樣的印象？

邢常葆：習書記在生活上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人。過去我們地委大院的辦公條件很艱苦，干打壘的石頭房一到夏天就很悶熱，干部開大會只有電扇，沒有空調。習書記辦公室里的窗式空調，開機以后像拖拉機一樣突突地響。你們現在到地委大院去看，門口那條斜坡路都是水泥路吧？那是在習書記手上才修好的，以前就是一條破土路，旁邊還有條水渠，又臟又臭。他來了之后組織機關干部義務勞動，把那條水渠蓋起來，這條路才拓寬，好走很多。

當時彭老師沒有跟在習書記身邊，他每天下班吃完飯，就跟秘書還有班子里面的一些同志一起，在隔壁的軍分區操場散步，然后回來，有會議就開會，有工作就繼續工作，沒有工作就回宿舍。他住的地方也很簡單，屈指可數幾件家具，看上去空蕩蕩的。廚房里裝了一個液化氣灶，但他從來都不用，不會給自己“開小灶”，都是彭老師來時才會炒幾個菜。過去寧德也沒什么酒店，就一個招待所，算是還有幾個像樣的飯菜，其他都是街邊小炒。可這些地方，我都沒見他去過。

他最喜歡看書，搬家到寧德來時就帶了一大堆書。我們跟他出差的時候，經常一忙就忙到中午1點多，吃完飯就2點多，下午3點接著開會。就這么一點時間他也不放過，要到街上轉一轉，一轉就轉到新華書店，偶爾買一兩本書。有時候看到一本書，連北京都買不到，就特別高興。

我剛才講，他給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很隨和，接觸時間長了，才感到這個人也非常沉穩，對自己、對身邊人要求非常嚴格。他和秘書定好下鄉的時間，說幾點鐘就是幾點鐘，如果晚了他就會批評秘書。在基層調研，他都是按慣例吃食堂、交伙食費，每次由秘書和當地結賬，每半個月他再和秘書集中“結算”一次。下鄉的伙食標準是早上1塊、中午1塊5、晚上1塊5，一頓午飯基本就是吃碗面條，如果菜做多了，他不吃，還會提出批評，讓他們拿下去。有一次我和他去屏南縣調研，回來路過虎貝鄉，在那里吃午飯。吃完飯，習書記的秘書照例去交伙食費，鄉黨委書記怎么也不肯收，我看他們來回推了好幾次。臨走時上車，習書記問秘書：“伙食費交了嗎？”秘書說：“交了，但是他們不要。”習書記說：“那怎么行？趕快去交，還要讓他開收據，不然口說無憑，有收據才證明人家真收了。”你看，他這人就是這么“較真兒”。

照這么算，習書記每月的工資是不夠花的。當時他的收入只有170多塊錢，這樣一天4塊花下來，一個月就是120塊，他還要買書，還有其他開銷。所以那時候彭老師也支援他。可就是這樣，他也從不違背自己的原則，更不是做做樣子就完了。

雖然他對自己很嚴格，但對寧德百姓總是一片赤誠。有一年冬天，一個畬族村發生泥石流，死了二三十個村民，經濟損失也很重，我陪他一起去慰問。各項事情都安排好了，慰問禮物也都準備好了。這時候他突然發現，有個農民居然還在打赤腳，馬上掏錢在村上給這個農民買了雙鞋。那么多基層干部都沒發現的細節，他卻一眼就發現了，還立馬采取行動，我相信老百姓對這樣的領導干部，沒有不佩服的。

還有下黨鄉黨委書記楊奕周，我們都叫他老楊，一個徹頭徹尾的老農民。可習書記跟他關系很好，后來到省里當省長還和他保持聯系。那一年，老楊的孩子考大學沒考上，就跑到福州習書記的家里去找他幫忙。他跟習書記說：“我小孩現在沒書念了，你是省長，能不能幫我搞個名額？”習書記問清楚之后說：“高考是大事，也有嚴格規定，我不能一口答應你。我先了解一下具體情況，再給你答復。今天別走了，就住我家里。”其實，老楊從基層來，習書記完全可以讓秘書給他安排一個賓館，但他沒有，他覺得這是私事，私事私辦，公事公辦。雖然他沒有答應老楊的私托，但還是拿老楊當親人看待，這說明習書記這個人，既講原則，又重感情。

采訪組：習近平同志總是親切地叫您“阿葆”，您和他之間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故事嗎？

邢常葆：習書記來之前，我就有一部上海牌的二手車，還是從胡平省長那兒“討”來的。因為我做電視記者，又要扛攝像機，又要背充電器，還要帶燈光，每次下鄉都得買好幾個位置的車票，非常不方便。胡平省長認識我，就給我撥了一輛車，方便我跑新聞。寧德交通狀況不好，我又經常下鄉，車子顛來顛去的，沒幾年就壞了。習書記來了以后，我就找到他，希望能給我解決一下交通工具。習書記馬上找來常務副專員問財政上還有沒有錢，副專員說上半年的錢都安排出去了，下半年的錢還沒動。習書記就講了我的特殊情況，請他解決一點經費。習書記說：“新聞工作講究時效問題，而且搞電視采訪的不像文字記者，要帶著一堆機器，沒車不方便，咱們還是想想辦法支持一下。”最后，行署花8萬多塊錢給我買了一部新的上海牌汽車，還帶空調，這可真是解決了我的一大難題。

有一年初春，我陪習書記去福鼎縣調研，住在當地的招待所。第二天吃早飯的時候，我發現他穿的滌卡中山裝的手肘位置破了，長長短短的線頭都露出來，像胡須一樣。我跟他說：“書記，你這衣服都破得不像樣了。”他低頭一看，還真是，看來是破了好久了，另一邊同樣位置也一樣，只不過沒有那么嚴重。我說：“我給你處理一下吧。”當時手邊也沒有針線，沒有剪刀，我靈機一動，說：“你信得過我的話，我用打火機給你燒一下。”他很痛快地答應了，抬起胳膊讓我燒。我一打火，點著線頭兒的尾部，剛冒點火苗我就趕快閉火兒，線頭順著余火，很快就燒沒了。他一看，很滿意。雖然這樣不能治本，但只要不細看，乍看上去還是好多了。我心想，習書記對群眾打赤腳都觀察得那么仔細，可自己的衣服破了那么久都沒注意，可見他是把全部心思都放在群眾身上了。

他對閩東這片土地和閩東人民的感情太深了。他知道我以前拍過很多紀錄片、匯報片，都是以閩東貧困面貌為主題的，反映當時的真實情況。他讓我把這些錄像帶拿給他，帶回北京，給家人看，給朋友看，給一些國家部委的同志看，希望他們能夠為閩東的發展提供一些機會。他家里人看了之后都掉眼淚，覺得閩東這個地方太窮了，也都非常理解習書記想幫助閩東擺脫貧困的迫切愿望。

采訪組：聽說習近平同志的家人和您也很熟悉，也對您有過幫助。請給我們講講這方面的情況。

邢常葆：習書記比我大兩歲，在我眼里，他就像個老大哥，我有什么心事都愿意和他講。我剛才講到，1998年，我們寧德電視臺大樓開始動工，這個項目是在我手上做的，我直接管基建。那時候，大樓選址的位置是一片灘涂，一打樁就像打在蛋糕上，為了能把樓建好，我沒少花心血。可沒想到，有人告我，說我拿工程款、吃回扣，我又生氣，又委屈，就和他訴苦。習書記聽了，就對我說：“身正不怕影子歪，我們都理解你。你可以請組織、請紀委出面調查，查清楚你就沒事了。”我對他說：“你連下鄉調研都主動交伙食費，我們這些做下屬的受你影響，怎么能不自覺自律呢。況且，我要是真為了一點利益就貪污受賄，你也瞧不起我了。”

習書記和彭老師他們一家都是非常謙虛、低調的人，待我好像家人一樣。習書記在寧德期間，彭老師來的次數不多，因為他們各有各的事業，各有各的任務。有時她演出經過福建，就空出兩天到寧德來。習書記從來沒有派車去接過，她都是搭便車過來。有一次我開車去福州送片，正趕上彭老師坐火車到福州，我就去接她。那天接上她已經中午一點鐘了，我說：“彭老師，我們去吃個便飯吧。”她說：“不用了，我在火車上簡單吃了一些，直接回去就行。”我知道，她這么說是怕我花錢。我只好買點面包、礦泉水給她墊墊肚子，開著車直接回寧德了。

彭老師在寧德的時候都是自己買菜，自己燒飯，給習書記改善伙食，也邀請我去他們家里吃飯。我們在一起做飯是這樣子的：習書記負責包餃子，彭老師燒清蒸魚，是她在廣東出差時學的手藝。我負責個別不好處理的海鮮，比如我們福建有道特色菜是爆炒章魚，章魚要洗得很干凈，刀功也有講究。所以我們各顯神通，有多少本事就使多少本事，誰會做什么就干什么，氛圍非常融洽。

彭老師人好，心也很細。有一年，習書記已經到福州工作，他們一家在福州過年。我正好到福州辦事，就去拜訪他們。彭老師見我來了，很高興地說：“阿葆，我記得你家小孩是屬狗的，我給她做了一雙鞋，小禮物，你收下。”我一看，鞋子上面繡著兩只小狗，特別可愛。然后，彭老師就用塑料袋給我裝起來，放在我包里。回家后，我女兒打開一看，非常喜歡。這雖然是一件小事，但在我和家人看來卻非常溫暖。在我們眼中，他們都是不平凡的人，可他們卻以平凡、樸素的心對待我們，設身處地為我們著想，實在太感動了。

采訪組：后來，習近平同志也曾多次回到寧德，他和您見面期間對閩東的發展還講過哪些讓您印象深刻的話？

邢常葆：其實，習書記在寧德工作只有1年11個月，可他離開寧德之后，在福州市、福建省委省政府工作期間，又先后來過17次，以各種方式幫助寧德發展，比如要福州與寧德聯誼，搞幫扶政策；介紹企業來寧德考察，搞對接項目，等等。他情系閩東，雖然知道閩東不可能馬上富起來，但他時刻都在開動腦筋，以“滴水穿石”的精神和韌勁，努力把閩東的資源發揮出來，潛力激發出來。他多次講過“閩東不富，天理難容”，表達了他對閩東強烈的感情。現在，很多領導干部翻開《擺脫貧困》那本書，看到他30年前講的貧困地區經濟發展的思路與方法，都由衷地為他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和大膽創新的勇氣魄力而心生敬佩。

2010年，已經是國家副主席的習書記回到寧德，就下榻在這個三都澳迎賓館。我在那里見到他，他還是老樣子，沒有官架子，和我拉著家常。我用手指著窗外的一片地對他說：“你還記得這片地方嗎？當初我們挑化肥上山去勞動，就是這里。”他看到原先的一片荒地，現在已是高樓拔起，非常高興，對我說：“‘滴水穿石’可不是老牛拉破車啊，能看到寧德發生這么大變化，是領導干部帶著群眾一任接著一任干出來的。但是寧德跟發達的地方比還是距離很大，所以還得繼續花氣力認真地去做。”

我知道他的話是由衷的。我們還要跟著他，擼起袖子加油干下去。

（轉載自2019年6月21日《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