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對象：孫永明，1955年7月生，福建福州人。二級作家，福建省電視藝術家協會副主席。從1995年開始跟蹤記錄福建省援藏干部的工作和生活，曾經20多次赴藏，2000年出版長篇報告文學《援藏歲月》，創作有援藏三部曲劇本《追你到天邊》《太陽和月亮》《美麗的故事》。

采 訪 組：邱 然 黃 珊 陳 思

采訪日期：2017年6月5日初訪，2020年1月9日核訪

采訪地點：福州市芳沁園，福州悅華酒店

采訪組：孫老師，您好!您是一位資深媒體人，曾經20多次赴藏，也曾跟隨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習近平同志一起進藏接送援藏干部。請您談談那次行程。

孫永明：1998年，習書記率第二批福建援藏干部進藏，同時迎接第一批援藏干部返回。那一次他帶的隨行人員很少，除了他的秘書，還有《福建日報》隨團記者張紅。我不是習書記指定去的，他那時并不認識我。當時，有的同志不太敢去西藏，我因為常年跑西藏，就自告奮勇去負責電視報道。

1998年6月17日清晨，習書記率領我們一行飛抵拉薩貢嘎機場，把福建的援藏干部送進藏。習書記是當時全國各省送干部進藏規格最高的一位領導。按照組織部門的安排，援藏干部須留在拉薩短暫學習和休息，但習書記為了深入了解第一批援藏干部的情況，決定抓緊時間率先遣隊向福建對口支援的林芝地區進發。貢嘎機場到林芝政府所在地八一鎮之間有530多公里的漫長路程，缺氧、道路坎坷，我們乘車走了一天，抵達八一鎮時，已經是晚上8點多，習書記和大家同甘共苦，一路上的艱辛難以言表。

第二天早晨，習書記便和地委書記金喜生、行署專員才旺班典、福建援藏隊長鄧保南等同志座談，了解福建在林芝地區的援建情況。這一天，習書記還專門前往解放軍駐西藏林芝某部，看望閩籍戰士。座談會后，他對戰士們說：“你們在高原缺氧的情況下守衛祖國的邊疆，我謹代表家鄉人民向你們表示慰問。你們是福建人民的驕傲，也是西藏人民的驕傲!”

座談會后，習書記還深入戰士們的宿舍、閱覽室，摸摸他們鋪得夠不夠厚，蓋得夠不夠暖，看看他們平時都讀哪些書報。他叮囑戰士們要弘揚老西藏精神，安心服役，早日成才。他說：“在這樣一個富有光榮傳統的地區和部隊里生活，你們一定能夠經受鍛煉和磨難，很好地成長。”

安排后面的行程時，習書記提出要先去朗縣。我聽他這么說，心中一驚。我已是第9次進藏，對朗縣的情況非常熟悉。那里自然條件很惡劣，路途非常艱險，而且習書記經歷了兩天的旅途勞頓，現在去朗縣身體會吃不消。我就勸他說：“習書記，去朗縣的路很危險，建議您不要去。”其他了解情況的同志也勸他不要去。但習書記語氣平和而又堅定地說：“誰都可以不去，但我必須去。”

6月20日一早，天空一片蔚藍。習書記帶著幾個人趕往朗縣。從八一鎮到朗縣340多公里，大部分路段緊挨著雅魯藏布江，很多路段窄到沒辦法交會車，一路上驚險異常，車窗外緊鄰著萬丈深淵，下面就是湍急的江水，看一眼都會覺得頭暈目眩。當年，當地一個副縣長一家連人帶車掉到江里，無一生還，釀成悲劇。

不過，我們那天倒是一路有驚無險。經過米林縣境內臥龍鄉唐崩巴新村，他停下車走進村子。這是由高海拔貧困村搬遷下來形成的新村。這個移民村是他任省委常委、福州市委書記時指導福建援藏干部葉康勇、李振泰他們幫著建成的。那個時候，習書記已經把在寧德地區形成的脫貧思路帶到了西藏進行實踐，并在之后逐漸形成了今天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科學思想。

我們平安到達了朗縣。習書記首先到援藏干部住的地方看望他們，關心詢問大家的生活情況，包括如何做飯、如何與家人聯系等細節問題。他還先后跟援藏干部和全縣干部開了座談會，進一步了解一下援藏干部的工作情況，了解他們在這么艱苦的條件下是如何開展工作的。然后，習書記還去看了道路、賓館等一些建設項目。

之后，我們又從朗縣出發，經米林農場，到米林縣，再回到朗縣。這中間，他還到牧民家里看望藏族群眾，詳細詢問他們的生活狀況，比如收入多少?家里幾只羊?牦牛多少頭?他很真誠，工作做得非常細，給西藏牧民心里留下美好的記憶。一直到多年以后，朗縣和米林縣的牧民提起習書記，都是贊不絕口。

我1995年跟隨第一批福建援藏干部去西藏，此后又陪同過很多領導，但習書記給我留下了最為深刻的印象。他不怕危險，不怕艱苦，而且與人相處非常親和，善于和人交流，能在與基層干部群眾交流過程中不斷獲得可靠信息，把工作做得非常細致。從那時起，我就對他肅然起敬，覺得這個領導蠻特別的。

那幾天的行程中，習書記有很多講話，充滿深情，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次是在當地的干部職工大會上，他代表福建省委向當地政府和老百姓表示感謝。他說：“我們的干部在這里，你們給了很多關照。感謝你們給福建干部的關心和支持，為我們福建培養了他們，鍛煉了他們。”他的真誠與謙和贏得了大家的掌聲。

還有一次是在八一鎮同第一批援藏干部座談時，習書記語重心長地說：“同志們，隨著時間的推移，你們頭上援藏的光環會慢慢地淡去，但是你們必須保持援藏的精神，回去要再接再厲，再創佳績。不要把當官作為目標，要把做事、做好事作為方向。”

當時，很多人對這一批援藏干部預期很高，認為他們回來后可能會提拔。但是習書記說的這句話讓我感觸很深，他很有遠見，首先強調要擺正心態。習書記的這番話意義重大，一直傳到現在的第9批援藏干部，還在一批批往下傳。

我一直比較關注西藏和援藏干部，也見過一些福建的或其他省的領導到這里來講話。但是習書記截然不同，他沒有照本宣科的話，完全是出于兄弟般的感情在講真話。他也知道，援藏本質上是一種奉獻，事實上與提拔也沒有絕對的聯系，所以他不希望第一批援藏干部過多抱有這種期望，一旦不能實現，就可能會帶來負面情緒。

習書記在林芝地區機關干部大會上的講話也讓我至今記憶猶新。會上，當時的福建省旅游局副局長、掛職林芝地區行署常務副專員的鄧保南同志先發言，他介紹了福建第一批援藏干部這些年所做的工作，感謝當地干部對他們無微不至的關心，講述了閩藏之間感情融洽的感人事例。

鄧保南同志發言結束后，西藏干部才旺班典同志再一次回顧起福建的同志們在這片土地上奉獻青春與熱血的感人事跡，講到動情之處，他流下熱淚，說：“西藏的發展，真是援藏干部用命換來的!”

最后是習書記講話。他站起來時，我看到他眼圈也是紅紅的。他先向臺下鞠躬，然后又向臺上的當地干部和援藏干部鞠躬，對他們表示感謝。他說：“首先，中央關于援藏的決策非常英明，中央的援藏方針要堅決貫徹。福建盡其所能響應中央的號召，已經把林芝地區作為福建省的一個地區來考慮共同發展，在林芝地區完成了第一批援藏的任務。其次，福建援藏項目的落地，得到了當地政府的關愛，感謝林芝地委行署對援藏干部的關心與厚愛，我謹代表福建省委省政府向林芝地區的領導和在座的干部表示感謝。再次，表揚鄧保南同志、許少欽同志、葉康勇同志、陳景輝同志等第一批援藏干部，你們沒有辜負黨的重托，沒有辜負福建人民和西藏人民的重托，克服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你們不僅和當地干部群眾團結奮斗，改變了貧窮落后的面貌，還用自己的行動激勵著人們到艱苦的地方去工作，福建人民感謝你們!這種精神是孔繁森精神的體現、老西藏精神的發揚。鄧保南同志是窗口，你很好地對接了兩地的交流，為增進閩藏兩地的感情作出了重要貢獻。最后，寄希望于第二批援藏干部，希望你們能繼承和發揚第一批援藏干部務實創業的精神，和當地的干部群眾打成一片，腳踏實地，共同努力，再創佳業!”

習書記的這番話如涓涓細流，娓娓道來，又充滿了感情，講得大家都很激動，對他報以熱烈的掌聲。

采訪組：在西藏的幾天時間里，您和習近平同志朝夕相處，一同工作。請您講講你們之間的交流吧。

孫永明：我和習書記初次相識，挺談得來，關系很融洽。

迎送援藏干部那天下午2點，正是高原太陽最毒的時候，習書記親自到場等候。當地按照計劃組織中小學生、干部站在道路兩旁，迎接第二批援藏干部，送別第一批援藏干部。作為負責人，習書記也站在那兒等。可是站了一個多小時，第二批的隊伍還沒到達。當時通信還不是很發達，第二批援藏干部什么時候到，到哪里，誰也不知道，只有在那里等。

習書記個子高，身材又比較魁梧，這樣的人在高原上，如果長時間站著很容易缺氧，我就搬了一張木凳子給他，說：“習書記，你很累，先坐會兒吧。”習書記看到小學生還都站在那里，不愿意自己坐下來。我反復勸說，他才稍微坐下休息了一會兒。

在藏期間，他和我聊了不少讀書的事，從世界名著，聊到最新的一些出版物。他讀的書很多，而且涉獵甚廣，尤其是他讀書后有很多自己的思考，產生了很多獨到的觀點。我是讀漢語言文學專業的，但是在這方面與他相比，實在是差得太遠了。通過交流，我對他更加肅然起敬了。

后來我想，習書記的閱讀和思考，為他能夠成為一個杰出的政治家打下了重要基礎。他不僅知識廣博，而且很有人情味，他跟援藏干部說的那種由衷的話，不僅飽含了情感，而且給人很大的啟迪。

后來回到福建，通過進一步的接觸我才了解到，習書記的閱讀量是非同尋常的大。他每天忙完公務后，幾乎都要閱讀到深夜。我問他為什么看這么多書，他說：“沒有知識，我怎么做工作?”他說“做工作”其實是謙虛的說法，他當時已經是省委副書記了，做的是“領導工作”。

有一天晚上，我們沿著雅魯藏布江邊散步邊聊天。走著走著，我們看到對面有個寺廟，在湍急的江水和險峻的群山之中，顯得非常寧靜祥和。我們端詳了那座寺廟很久，習書記有感而發，就跟我講起了他的父親習仲勛同志和十世班禪的故事。他說：“我父親跟班禪是好朋友。我們做民族工作，一切要以團結為主，要以黨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為重。”

聊天當中，習書記對我為什么總跑到西藏來感到奇怪，他問：“聽說你來過很多次西藏，這是第幾次來了?”我說：“第9次了。”他說：“你怎么老跑西藏呢?”我回答說：“我跟他們太有感情了。”“他們”指的就是援藏干部。接下來，我給習書記講了幾個援藏干部的感人故事。

我說：“習書記啊，有人寫遺書，你知道嗎?交通廳的陳景輝，他去墨脫修公路之前，寫了遺書。”陳景輝是福建交通學校團委書記，援藏期間任林芝地區交通局副局長。

習書記對西藏的情況很熟悉，知道墨脫很艱苦。他就說：“陳景輝去墨脫?就是白白胖胖的那位同志?”我說：“是啊，這個人很有意思，他皮膚很白，太陽怎么曬都曬不黑，第一天曬紅了，第二天又白了。”習書記說：“西藏的條件很艱苦，他真不容易。”

我說：“這批援藏干部付出的代價很大。”習書記說：“你也不容易呀!”我說：“我三天兩頭就回家了，沒關系。”他說：“你有一次待很長時間。”我說：“是，我那次待了4個月。我一直在拍紀錄片《閩藏情》，定期給福建臺送。”

習書記問我：“你除了拍《閩藏情》，現在在寫什么?”我說：“我還準備寫《援藏歲月》。”他說：“寫完一定要給我。”我說：“我現在知道了，你很會看書，但是我這本書的水平不行，成不了名著。”他真誠地說：“這是歷史啊。一段歷史，應該要有人記錄。”

后來，我在《援藏歲月》里寫了一句話：“歷史非常無情”，就是從習書記的這句話里得到的啟發。我想，1995年，福建省派22位干部到西藏工作了多少年，做了哪些事，援藏干部的個人和家庭所付出的辛苦，沒人知道。歷史很無情啊，所以我就想要填補這段空白。習書記很支持我寫這本書，所以書一出來，我就第一時間送給了他一本。

還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我們在一個地方吃完午飯，準備出發的時候，我扛著攝像機，等著隊伍出來，等了很長時間，他還沒來，我就回去找他。有人告訴我，習書記在餐廳和廚師握手。我就趕快回去，拍下了一組鏡頭。那時，他已經跟他所在樓層的服務員握過手了，還一定要去廚房。當地的領導干部對他說：“我送您走吧!”他說：“不行，人家為我服務，很辛苦，我要去感謝一下。”

習書記離開任何一個地方，都會跟賓館的服務員、廚師握手，表示感謝，說：“你們辛苦了，你們燒的菜很好，謝謝你們!”有的廚師、服務員會提出跟他合影，他都很樂意。現在他也是這樣，無論走到哪里，人家想和他合影，他都很樂意。他沒有官架子，能體諒別人，讓我印象深刻。

采訪組：習近平同志在福建省領導崗位上，對于援藏項目都提出過哪些要求?

孫永明：按照中央指示，福建省的援藏工作是從1995年開始的，那時候習書記是福州市委書記。他任省委副書記以后，就確定了福建援藏的具體項目，主要是通過解決西藏的基礎建設問題來推進西藏發展。

20多年以來，福建在西藏留下了很多東西，修了福建路、廈門廣場、福州街和林芝地區的人大辦公樓，還幫助解決老百姓的住房問題、用水問題、糧食品種問題，等等。福建的援藏傳統和援藏精神在習書記的支持下一批一批傳承下來，現在已經到了第9批。

那次從西藏回到福建后，習書記始終關注著援藏的具體工作。據我所知，有的同志擬定了幾個項目請他批準，他見到有些華而不實的就會說：“這個項目為什么這樣制定，要拿出你們的依據來。”“你們要拿出幾個能改善和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的項目來，其他的不要講太多。你首先告訴我，如何改善老百姓的衛生條件、住宿條件，如何把放牧區和居住區分開來，讓老百姓有個很好的生活環境。”

每一個項目，每一件事，習書記都問得很具體，很詳細。他始終認為，援藏，必須以扶持百姓、關心老百姓的生活為主旨。持續不斷地關注和促進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他從政以來一直堅持的原則，從來沒有偏離過。這就是共產黨人的初心。

采訪組：從西藏回來以后，你們是否還有聯系?

孫永明：西藏是一個無比美麗、無比圣潔，又充滿艱險的地方。那次和習書記一起在西藏，我常看到習書記嘴唇發黑，走路氣喘。他畢竟長期在內地生活，加上身材魁梧，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所以高原反應還是挺大的。但是他很堅強，能挺得住，從不喊苦喊累。在“世界屋脊”面前，無論多么強悍的人，都是在用生命挑戰。因此，從雪域高原一路走來，你會對同行的人留下難以磨滅的記憶。

我一直記得習書記，沒想到他那么大的干部，只是因為進藏的那一次經歷，習書記后來還一直記得我。有一段時間沒見到我，習書記就會問：“孫永明老師現在在干嗎?”大家聽到后都會傳話過來，但是我知道他很忙，一直沒好意思去打擾他。我認為，與一個杰出的領導人認識并不一定要來往密切，更應該關注他的舉措，向他學習，支持他的工作。比如，他在福建搞的“菜籃子”工程，就是關心民生的重要舉措;他推動“數字福建”建設是理念非常超前的。他影響了我，我開始做一些新的創作探索，就是受他的啟發與指引。

但是有一件事，我確實“打擾”了他。我一直想拍一部關于援藏干部的電視劇，就寫了個故事大綱交給習書記。他很快就作了指示，寫道：“這是一件有意義的事，請省委宣傳部審核。”但是，他隨后就批評我了：“這是一件好事，也是公家的事。但你要走正規渠道，不要憑著私人關系來。以后，你必須按程序送上來給我，不允許越級。下不為例。”

習書記有他的從政原則，有他為人的準則。他很嚴肅地提醒我，不能因為你和我認識，就可以直接找我去辦某些事，即使辦的是好事，是公家的事，也是不允許的。從人格到黨性，習書記都讓我感到非常敬佩。經過他那一次的提醒，我把這個原則就牢記在心了。

這么多年過去了，西藏之行的情景，我依然歷歷在目。他當時是省委副書記，我只是一般干部，我們坐在一條木板凳上，一人坐一頭，談歌德，談托爾斯泰，談基辛格……這段經歷是我的榮幸，我自己也沒想到，我和他能有這么一段“偶遇”。這也是我在西藏留下的最美好的記憶。

采訪組：上世紀90年代末，您開始參與福建幫扶寧夏貧困地區的工作。習近平同志對這項工作都有哪些支持?

孫永明：1997年5月，我接受福建省政府扶貧辦的任務拍攝寧夏介紹片，由扶貧辦林月嬋主任帶隊到寧夏，為福建幫扶寧夏貧困地區打前站。任務完成后，我們將拍攝好的電視片送到省政府會議室，給當時的領導們觀看。會上，大家分別介紹了寧夏西海固的貧困情況，各級領導匯報了各自的想法。按我的級別來說，那天是不用發言的，但習書記卻給我很大的尊重，問我有什么想法。我雖然婉拒了，但他對我的尊重，至今仍讓我回味無窮。

會后不久，習書記親自前往寧夏，深入到最貧困的山區，作出了科學的決策，重新規劃建設了一個村，后來就發展成了今天的閩寧鎮。

1999年，習書記帶隊赴寧夏做對口援助工作。那次，我還是作為先遣隊去拍了一些寧夏的情況，拿回來在省里的會議上給領導們看。習書記定的調子非常切合實際，決策也很有戰略高度，一是解決生存問題，二是解決發展問題。福建援助寧夏的所有項目都非常貼合百姓生活，都實實在在地關系到每一戶老百姓的家庭，很好地體現了“扶持百姓”的原則。在習書記決策下，福建在寧夏的對口幫扶工作得到了當地干部群眾的廣泛肯定，留下了非常好的口碑。

采訪組：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和國家發生了全方位、根本性的歷史變化，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作為一位資深媒體人，請您談談對現在時政熱點的看法。

孫永明：首先是反腐敗斗爭取得重大成果，振奮人心。作為一個老百姓來看中國的這段歷史，我認為習近平總書記是一個創造奇跡的人。之前，社會上曾對反腐敗有過爭議，有人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你共產黨敢給自己開刀嗎?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我們黨要自我革命，做到“刀刃向內”，自己給自己開刀。腐敗是世界通病，縱觀古今中外，有幾個政黨敢把自己的問題毫不避諱地袒露出來?所謂的西方民主其實是相互之間開刀，在野黨和執政黨互相開刀解決問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能夠做到堂堂正正地把黨內的毒瘤割掉，對腐敗始終保持零容忍，這在一定程度上來講，是挽救了中國共產黨，挽救了中國。

第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現在逐漸顯露出成效。這是他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具體化，為世界發展指引了方向。

第三，他解決了一個世界性的難題，中國這個14億多人口的國家將在今年全面擺脫絕對貧困。

習近平總書記家里兩代人都肩負過民族的使命：他父母那一代，用生命和信念為革命事業奮斗;他這一代，是堅守信念，用思想和智慧開拓未來。習近平總書記給中國帶來了希望，給老百姓帶來了福祉。